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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夷馆:第一所官办外语院校

来源:发布者:时间:2019-09-04

随着中原王朝对外交往活动的不断深入,外语的重要性开始逐步凸显。但在相当长的时期,外语人才的培养只能依靠自学或者师徒传承来完成,官方并无专门的机构进行教习。直到明代开设“四夷馆”,中国古代官方的外语与翻译教学才开始走向制度化。

明朝建立之初,明廷与蒙古贵族的接触非常频繁。这时,精通蒙汉双语的翻译官就成为稀缺人才。明太祖朱元璋曾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(蒙古人)和编修马沙亦黑(色目人)编纂首部蒙汉词典——《华夷译语》,供翻译人员学习使用,以使“使臣往复朔漠,皆能通达其情”(《明太祖实录》)。

永乐年间,国内局势趋于稳定,对外交往活跃,前来朝贡的外国使团增多。为应对外事需求,明成祖朱棣在永乐五年(1407年)正式“设四夷馆,译其文字”(《皇舆考》)。从此,直至清末设立京师同文馆之前,四夷馆一直是中央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主要阵地。

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四夷馆俨然是一座高等外语院校。馆内开设多个语种专业,主要承担语言教习和文书翻译工作。据《大明会典》记载:“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,永乐五年设四夷馆,内分八馆,曰鞑靼、女直、西番、西天、回回、百夷、高昌、缅甸。”可见早期的四夷馆就开设了八个语言专业,其中鞑靼馆教习蒙古文,女直馆教习女真文(即金朝时期创立的女真文字),西番馆教习藏文,西天馆教习榜葛兰文(即孟加拉文),回回馆教习波斯文,百夷馆教习傣文,高昌馆教习畏兀儿文(一种用回鹘字母书写的文字),缅甸馆教习缅文。到了正德八年(1513年),因泰缅一带局势紧张,又增设八百馆,用以教习兰纳文(即用于书写北部泰语的文字)。万历七年(1579年),因暹罗贡使数度坚持用泰文提交国书(以往暹罗的国书皆用波斯文书写),明神宗又专门设立暹罗馆。至此,形成了明代四夷馆十大语言专业。与今日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类似,四夷馆也接受国家行政机构的管辖。“初设四夷馆隶属翰林院”(《明史·职官制》)。起初,四夷馆仅作为翰林院的附属教学机构而存在。到了弘治七年(1494年),“始增设太常寺卿,少卿各一员,遂改隶太常寺”(《明史·职官制》),中央委派太常寺卿和少卿两名官员来“提督四夷馆”,而四夷馆的上级主管单位也换成了太常寺。

四夷馆的教师队伍来源比较复杂。明初,前元时代的异族官员大量出仕明朝,其中不少凭借其多语种背景担任通事(即翻译)。到四夷馆设立时,不少通事直接入四夷馆任教。此外,还有不少本馆的优秀学生学成后直接留馆任教。

四夷馆的招生方式也颇为特别。永乐年间,招生对象主要是各地的监生,不过这时的招生工作居然是强制性的,也并无定则。

有鉴于此,宣德以后,四夷馆的招生范围开始扩大到官民子弟,后又包括军民与匠吏子弟。这些无功名在身的“待业”青年更看重四夷馆的优厚待遇及毕业后授官的诱惑,一时间趋之若鹜。“近年官员、军民、匠吏之家子弟,往往私自投师习学番字,希入翰林院译馆。”(《明英宗实录》)可见报考有多火爆!

四夷馆为明朝源源不断地提供专业的翻译人才。到了清代,除女真、鞑靼二馆被撤,四夷馆其余八馆均留用。因满清统治者对“夷”字多有忌讳,而将其更名为“四译馆”。不过,随着统一战争的进行,清朝疆域不断扩大,旧有的四译馆已经非常不合时宜。乾隆十三年(1748年),清廷将负责接待朝贡使节的“会同馆”与原“四译馆”合并,改称“会同四译馆”,归礼部所管。表面上将两机构合并于一处,实际上则是四译馆被会同馆整体吞并。随着教师与生源的流失,四夷馆已名存实亡,直到咸丰年间被京师同文馆取代,并在光绪年间与会同馆一道被裁撤。(《北京晚报》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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